中国与国际秩序笔谈:观念与战略

国际秩序是世界政治中最具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国际秩序的走向本质上是“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和命运。”对此时代之问,追求民族复兴并已深度融入世界的中国,理应做出自己的回答。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大国竞争加剧、国际秩序“分”“合”未定之际,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会同《国际问题研究》《外交评论》和《国际展望》三本杂志,以“中国与国际秩序”为主题,邀请近二十位学者分别从历史与理论、观念与战略、议题与实践等不同路径和维度尝试进行跨学科、全方位讨论,旨在聚焦中国在国际秩序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思考中国与世界之关系,鉴往知今、展望未来。     

美国“一体化威慑”的战略逻辑：以AUKUS的演进为范例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拜登政府正式提出并实践“一体化威慑”战略概念。“一体化威慑”意味着通过跨越领域、区域、冲突域、部门、盟国和伙伴等五个维度的“一体化”调度,统筹“拒止性威慑”“韧性威慑”“直接和集体施加成本进行威慑”三种威慑逻辑,针对特定的竞争对手和安全问题施加威慑。在战略逻辑上,美国以“不对称多极”格局为基础,以海洋特别是西太平洋为主要场域,以中国为主要威慑对象并以“印太”为建构区域,通过“网络化”的作用方式,灵活统筹并“量身定制”地施加威慑。在“印太战略”推进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成为美国实施“一体化威慑”的范例。AUKUS由美国联合最亲密盟友发起,针对美国所谓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以西太平洋特别是南海、台海、东海为战略前沿,通过将“欧洲—大西洋”引入“印度—太平洋”来加强跨区域威慑,并以“全政府”方式运作,囊括核潜艇、高超声速等先进能力、网络和太空等重要领域,考虑不同冲突形态,不断取得进展。然而,AUKUS的进一步推进将面临诸多“一体化威慑”固有的内在和外在困难,未来仍存在不确定性。     

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护持战略行为模式——以南海外交为例

冷战后美国的战略行为模式并非完全承袭基于国际系统结构基本分析框架的霸权护持模式。美国亚太安全护持战略行为模式是基于国际系统进程基本分析框架的导出概念。厘清对安全护持的认识需要解构这一概念,找出蕴涵于其中的基本战略行为,而基本战略行为的判定须通过"基于维度"的考察。施韦勒和米尔斯海默意义上的制衡可以作为这种基本战略行为的分析基底,但制衡的概念必须重塑才能符合基本战略行为的要求,重塑制衡的方式主要是打破其指涉对象的单一维度而进行多维重构。随着冷战后亚太安全环境的变迁,美国的安全护持战略行为模式也存在转型的必要,而制衡行为的转型又是安全护持模式转型的核心。冷战后美国对南海相关声索国的外交行动验证了安全护持模式及其转型的有效性。     

发展—安全互动演进的区域逻辑：以湄公河下游区域为例

发展—安全联结是国际安全领域的重大课题,它们的互动关系深刻影响着全球秩序与安全事态,这在"区域"这一国际互动与研究的关键层面尤其显著。通过引入"发展"这一关键变量,提供一个包括"发展"在内的"区域发展—安全复合体"分析框架,探究发展区域主义在区域安全与互动演进中的角色作用。湄公河下游区域是东亚发展—安全复合体塑造与演进的典型案例,通过各种发展合作活动,该区域的发展—安全复合体实现了从初级到深入的演变,从安全互动主导的"战争前线"转变为发展与安全和谐互促的"商业走廊"。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区域主义起着关键的能动作用,在物质、制度、文化等方面改变着区域的互动与结构,也造就了湄公河下游区域发展—安全复合体复合中心性与多元性、兼顾开放性与自主性以及在规范性与灵活性间寻求和谐的特征。     

拜登政府执政后的重大国际问题笔谈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恢复经济、控制疫情、弥合国内社会撕裂等成为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而且由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些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美国两党在一些领域也有共识,所以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拜登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将以延续为主、调整为辅。同时,鉴于拜登阵营的建制派背景,其在国际问题上将更注重以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方式推进相关政策。具体而言,在亚太安全领域,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延续将大于变化;美欧关系将有所拉近;中美俄和美欧俄战略三角关系的调整将对美俄关系未来产生影响。拜登政府以重振美国国际领导权为重要目标,对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将产生较大影响。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拜登政府将努力消除特朗普政府时期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在重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美国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行动。在科技产业领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基调将得到延续,中国需努力遏制双方关系恶化的势头,为自身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国际语境中的政治安全与弱国的治理困境

国际语境中的政治安全日益呈现出一种以国家主权为核心,既分门别类又相互联结的"多流模式"。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弱国对国际安全的整体影响愈益提升,弱国政治安全动态以其对政权安全的追求及其与公共安全间的张力为核心,关涉"统治精英及其支持机制的统治免于主要来自内部的威胁"的"政权安全"遂构成弱国政治安全的特定称呼。弱国政治安全的核心逻辑形成于弱国政权对"短期政权安全追求与长期国家建设间的深刻矛盾"的"弱国政治安全治理困境"的应对。弱国政治安全困境的治理离不开对政权安全与人的安全的智慧融合。此种困境具有长期性,在其驱动之下,弱国政治安全的理论探索表现出弱国联盟与安全区域主义等议题的演进,而其进一步的发展则离不开对弱国语境的领会,围绕弱国政权安全的模式和相关的内外政策,探索弱国政治安全对"软权力"的追求、弱国政治安全对特定国家安全观的推动等问题。     

经济风险的战争效应：安全跨域外溢机制研究

巴里.布赞的新综合安全分析框架提供了安全跨域外溢的分析方法，克服了不同领域的安全研究相互割裂的局限。文章基于新综合安全观的视角分析经济风险的战争效应，提出“二阶段论”的理论框架，将经济风险促成战争的过程分为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常是线性逻辑，经济风险通过影响一国经济基本面演变为经济威胁；第二阶段是复杂的多线程逻辑，经济威胁可能通过激励和诱发两种机制作用于军事安全领域，产生或加强实力—安全困境、破窗困境、存续困境和防御困境等四种困境，最终促成战争爆发。二阶段论在现实中有五种运行逻辑，分别是直接与军事安全相关、效率与安全的矛盾、货币霸权的衰落、经济依附和(国际)金融危机，历史案例为这五种逻辑提供了佐证。由此证明，二阶段论亦可作为新综合安全观在中观层面的补充与完善。